刚兴起不久的助贷行业“24%+权益”模式，正面临生死考验。

所谓“24%+权益”，即贷款人在获取年化利率24%的消费贷款同时，还需购买助贷平台或持牌消费金融机构推出的权益服务。

近日，相关部门向多家持牌消费金融机构发出调研通知，调研内容主要包括消金公司自主提供权益服务情况、合作助贷平台提供会员权益服务状况、影响分析以及其存在的问题分析。

这令助贷平台与部分持牌消费金融机构开始担心“24%+权益”模式或将难以维系。

“过去一周，我们每天与合作持牌消费金融机构沟通，了解他们是否被要求暂停‘24%+权益’模式。”一位助贷平台运营部门主管薛强向记者透露。他所在的助贷平台正着手做好“24%+权益”模式退出市场的准备，包括不再签订新的本地生活服务权益合作，以及暂停“24%+权益”客群的转介绍业务，避免发生潜在的客诉状况。

记者多方了解到，助贷业界之所以担心“24%+权益”模式难以维系，主要原因是4月出台的《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下称《助贷新规》）规定，平台运营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借款人收取息费，且增信服务机构不得以咨询费、顾问费等形式变相提高增信服务费率。

“由于‘24%+权益’里的部分权益包括授信提额、快速放款、贷款利率指定等，监管部门或认为这些权益存在贷款增信服务属性，将相关权益收费视为变相提高增信服务费率，要求持牌消费金融机构与助贷平台进行规范整改。”薛强告诉记者。

博通咨询金融行业分析师王蓬博分析，助贷业务布局“24%+权益”模式，主要目的是挖掘新的盈利点，但相关操作缺乏执行标准，导致乱象丛生。不排除相关部门要求助贷从业机构加强信息披露、明确权益价值、严禁强制捆绑、简化退费流程等，对权益类服务进行规范。

一位助贷平台负责人向记者坦言，一旦“24%+权益”难以维系，他们只能进一步聚焦优质客群，专注服务贷款年化利率定价低于24%的人群。

“如今，这已是一片竞争红海，且不少贷款客群的实际信用风险特征与贷款利率未必匹配，令业务运营风险加大。”他指出。

调研背后

4月出台的《助贷新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规定，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贷款人同时主张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和其他费用过高，显著背离实际损失为由，请求对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调减的，应予支持，以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这令助贷市场普遍担心24%—36%贷款利率区间的助贷业务难以持续。

于是，越来越多助贷机构与持牌消费金融机构纷纷引入“24%+权益”模式，继续服务24%—36%贷款利率区间的客群。它的好处，一是令借款人的名义贷款融资综合成本降至24%以内，二是助贷平台或持牌消费金融机构通过出售权益服务，既增加收入，又变相实现“24%—36%”的贷款利率定价。

“24%+权益”模式里的权益，主要分成两类，一是与授信提额、贷款利率指定、快速放款相关的权益，业界称为“大权益”；二是与本地生活消费相关的各种权益，业界称为“小权益”。

薛强告诉记者，助贷行业对大权益与小权益的定价截然不同，比如在贷款存续期间，贷款人只需每月支付数十元购买小权益；若贷款人想要购买授信提额、快速放款与贷款利率指定相关的大权益，平台会根据贷款金额与贷款利率状况，收取数百元甚至逾千元的费用。

他承认，为了多收权益费，不少助贷平台与持牌消费金融机构存在贷款捆绑销售、用户强制购买、默许勾选等状况。

“这背后，是不少灵活就业或蓝领人群的信贷违约风险较高，助贷平台与持牌消费金融机构只能通过收取权益费，确保贷款人信贷风险特征与消费贷款实际利率相匹配。”薛强向记者解释。

随着“24%+权益”模式迅速普及，不少助贷机构与持牌消费金融机构收获颇丰，个别业务规模较大的平台单月收取的权益类费用达到数百万元。

但是，这项全新的助贷业务收费模式也遭遇诸多争议。

一是贷款捆绑销售、用户强制购买等状况出现，令消费者的金融权益受影响；

二是在贷款人转介绍过程，贷款人多次被收取权益费用，导致他的实际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超过年化36%。具体而言，贷款申请人A在助贷平台B申请贷款时，支付小权益购买费用，但相关贷款申请未获通过，于是助贷平台B将A转介绍给助贷平台C，后者又向A收取大权益购买费用，才能按“24%+权益”模式发放贷款，导致A支付了两笔权益费用，相关消费贷款实际综合融资成本或超过年化36%。

三是客诉状况增加。助贷平台规定贷款人在贷款存续期间需按月或按季支付权益费用，但不少贷款申请人认为自己为了获取贷款已支付不菲的权益购买费用，不愿继续缴纳，于是双方纠纷增加导致客诉量“水涨船高”。

记者在某第三方投诉平台注意到，助贷业务“24%+权益”相关投诉在近期明显增加，主要集中反映三大问题，一是在贷款申请过程，平台“自动”帮贷款申请人勾选开通权益服务，导致不少借款人在不知情情况下被要求缴纳权益购买费用；二是贷款申请过程被强制要求购买权益服务；三是贷款申请人要求退还权益购买费用的过程相当波折。

薛强认为，这是相关部门对“24%+权益”模式进行调研的重要原因。

上述助贷平台负责人向记者透露，在调研问卷的“影响分析”板块，相关部门重点关注权益服务收费是否存在与贷款强制捆绑销售、默认勾选、连续包月、到期自动续费、退费难等状况，借款人是否了解权益收费的用途与计算方式。

此外，相关部门还关注权益收费是否增加借款人的综合融资成本，若将权益收费计入，贷款人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是否超过年化24%等。

“过去数天，我们一直在了解受调研的持牌消费金融机构与监管部门的沟通进展。”他告诉记者。目前助贷业界正形成一种观点，即“24%+权益”模式的未来生存发展空间将大幅收窄。因为多数助贷从业机构担心，相关部门会认为在“24%+权益”模式运作下，平台运营机构变相向借款人收取息费，且增信服务机构也在打着“擦边球”变相提高增信服务费率，均违反《助贷新规》相关规定。

经营策略调整

记者多方了解到，相关部门对助贷行业“24%+权益”模式的调研，无形间影响了多家助贷机构与持牌消费金融机构的经营策略。

一位助贷平台副总裁赵子俊向记者透露，此前众多助贷平台通过“24%+权益”模式，不但持续做大“24%—36%”利率区间的助贷业务规模，还获得不菲收入。这令他们相当眼红，打算复制同行的成功经验，快速扩大“24%+权益”的助贷业务规模。但在听说相关部门开展调研后，他所在的助贷平台高层迅速搁置这项业务发展计划。

“目前我们也在打听‘24%+权益’模式能否维系。”他表示。尤其是个别持牌消费金融机构的“24%+权益”模式已在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备案，他们是否暂停这项业务，将成为助贷行业研判24%+权益模式未来生存空间的一大风向标。

赵子俊表示，他们合规部门已建议业务部门先暂停大权益业务，因为大权益涉及授信提额、贷款利率指定、快速放款等收费服务，具有较强的贷款增信特征，容易被监管部门认为其违反《助贷新规》对“增信服务机构不得以咨询费、顾问费等形式变相提高增信服务费率”的监管要求。

但是，业务部门却舍不得放弃这项权益收入——因为大权益所带来的相关收入，占到整个权益服务收入的约70%，可以有效填补24%—36%贷款利率客群的还款逾期及坏账风险。一旦平台舍弃这项权益收入，24%—36%客群贷款业务将呈现明显的风险/贷款利率定价不对等状况。

“若相关部门决定规范‘24%+权益’模式，我们将严格按照监管要求进行整改，包括终止这项业务。”赵子俊直言。

素喜智研高级研究员苏筱芮表示，“24%+权益”模式的流行，本质是助贷机构在难以获取息差费用盈利的情况下，转而在ToC端增加权益服务相关的非利息收入，力求增加整体营收。在相关部门调研后，不排除后续会出台相关监管规定，令助贷行业的权益服务及收费更规范。

“目前，大家都在等待‘24%+权益’模式的最终走向。”薛强告诉记者。已有助贷平台做好准备——一旦“24%+权益”模式难以维系，他们将提升客群信用评级，聚焦服务贷款年化利率24%以内的客群，通过提升后者的复贷率以维持业务运营。但此举仍将造成部分客群流失与整体业务规模缩水。

一位上市助贷平台人士向记者直言，他们高层担心“24%+权益”模式难以维系，或令二级市场投资者担心助贷平台盈利能力下降与业务规模增速下滑，考虑减持股票离场。

（作者陈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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